随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网约车)行业的迅猛发展,其在城市交通出行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方在制定和执行网约车管理政策时,其管理思维与模式,不自觉地呈现出向传统巡游出租车(的士)管理体系靠拢的趋势。这种“的士化”的管理思维,引发了关于行业治理是改革创新还是路径依赖的广泛讨论。
一、管理思维“的士化”的具体表现
地方网约车管理思维的“的士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准入端的高门槛与数量管控:部分城市仿照传统出租车管理模式,对网约车平台、车辆和驾驶员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准入条件。例如,要求车辆轴距、排量、价格甚至车型(如要求为本地牌照新能源车)达到特定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运营成本,将部分符合条件的车辆与从业者挡在门外。更有甚者,个别城市尝试或明确实施网约车总量控制,这与出租车牌照管控逻辑如出一辙,旨在维持一个“稳定”的市场规模,但可能抑制了市场本身的活力与调节能力。
- 运营端的价格管制与模式限制:传统出租车行业普遍实行政府指导价。目前,虽然网约车实行市场调节价,但不少地方要求平台公司公布定价规则,且运价变动需提前公示并报备,实质上加强了对价格形成的干预。部分规定限制或禁止网约车在机场、火车站等特定区域巡游揽客,强调其“预约”属性,试图在运营模式上将其与巡游出租车清晰区隔,但这种区隔有时在实践中显得僵化。
- 劳动关系与权益保障的传统视角:在驾驶员权益保障方面,一些管理思路仍沿用传统劳动关系框架去审视平台与驾驶员之间相对灵活的合作关系。要求平台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呼声时有出现,这虽然出于保障驾驶员权益的良好初衷,但与平台经济的灵活就业特征可能存在张力,如何探索适应新业态的社会保障与权益保障体系仍是挑战。
二、“的士化”思维的成因与潜在影响
这种管理思维的成因复杂:
- 监管路径依赖:面对迅猛发展的新业态,管理部门缺乏成熟经验,最直接、最“安全”的参考系便是管理了数十年的传统出租车体系。将相对熟悉的管理框架套用于新生事物,是一种常见的路径依赖。
- 利益平衡压力:网约车的兴起对传统出租车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引发了诸多矛盾。地方管理部门在“稳定”大局的考量下,有时倾向于通过提高网约车合规成本、限制其发展空间,来缓和两者矛盾,维护传统行业的既得利益。
- 安全与秩序优先的考量:基于巡游出租车管理经验,严格的准入和过程监管被视为保障安全、维持市场秩序的有效手段。在面对网约车快速发展初期出现的部分安全与服务问题时,强化管控成为自然选择。
过度“的士化”的管理思维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 抑制创新与市场活力:网约车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基于大数据的高效匹配、灵活的价格机制和便捷的服务体验。过于严苛和僵化的管制可能扼杀这种创新基因,使其退化为“线上出租车”,失去差异化优势。
- 抬高合规成本,催生灰色地带:过高的车辆标准、户籍要求等,可能使合规运营成本大幅上升,导致部分司机和车辆转入“地下”运营,反而增加了监管难度和安全风险。
- 未能根本解决新旧业态融合问题:简单的“拉平”管理或“隔离”管理,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巡游车与网约车的矛盾。关键在于推动整个出租汽车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公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三、探索适应新业态的治理新思维
治理网约车这一新业态,需要超越传统“的士化”思维,探索更加精准、灵活、包容的监管新模式:
- 底线监管,包容审慎:坚守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底线,利用技术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如行程录音录像、一键报警、信用评价体系等),而在车辆具体规格、驾驶员户籍等方面可采取更包容的态度,降低不必要的合规门槛。
- 分类施策,动态调整:认识到网约车内部也有差异化服务(如快车、专车、豪华车等),可探索与不同服务类型相匹配的分层分类管理标准,而非“一刀切”。管理政策应建立动态评估和调整机制,适应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
- 数据赋能,协同共治:充分利用网约车平台产生的大数据,为城市交通规划、运力调控、安全预警提供决策支持。推动政府监管平台与网约车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精准化、智能化监管。鼓励行业协会、平台企业、驾驶员和消费者等多方参与协同共治。
- 推动整个出行行业改革:将网约车管理置于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考量,统筹推进巡游出租车经营权制度改革、价格机制优化、服务质量提升,促进新旧业态公平竞争、融合发展,共同提升城市出行服务水平。
地方网约车管理思维的“的士化”倾向,反映了监管部门在面对创新时的谨慎与探索。新业态呼唤新治理。简单地套用旧地图,难以找到新大陆。未来的方向应当是在保障安全、公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与技术创新的潜力,以治理思维的升级,护航出行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最终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安全、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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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01-13 14:10:07